中国产业链外迁乃结构性调整
与会专家指出，过去十多年来，全球产业链一直在重构，驱动这一过程的是结构性调整，而非政治因素。这种结构性的调整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回顾过去十几年，中国产业链转移一直在持续进行。最先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。因中国劳动力成本、环境成本上涨等因素，不少企业在过去十多年间搬离中国，去到东南亚或其他低成本国家，且现在仍在持续撤离中。一个明显的数据是，2007年至2018年，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服装出口占全球的比重，已经从2.9%上升至18.5%。
第二轮产业转移发生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，主要涉及到一些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产业链，尤其是电子消费行业。瑞银的一项调查显示，他们的转移地主要是越南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；以美国的目的地只占7%左右，不是太多。可以预见，除非关税下降，不然这类供应链企业不会重回中国。
专家认为，这两类产业转移是国内产业链结构性调整的必然结果，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行也是必然趋势，总体而言，这种结构调整是良性的，不必过度担心。而值得担心的问题是，在这种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，人为造成的链条中断或者链条中间的缺口问题。
外部冲击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，
企业搬迁与否取决于中国市场吸引力
与会专家指出，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让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，这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值得关注。近期，在一些关键和重要产业领域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加速推进这类产业的回流。
但企业是否回流，是否搬迁，决定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客所想。一位长期与外资企业打交道的与会专家说，疫情影响下，一些外企高管、董事会，首先想到的是现金流能否支撑其生存问题；其次，他们认为，全球供应链的重心还是在中国，中国市场潜力巨大，并不打算搬离中国。
因中国最先受到疫情冲击，也最快从疫情中走出，出台各种支持措施帮助企业复工复产。一些跨国公司非但没有离开中国，反而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，如跨国企业霍尼韦尔集团，近期在武汉设立分公司，成立新兴市场总部创新中心；全球食品巨头雀巢投资7.3亿欧元，在天津扩建食品工厂；大众集团推动在中国的电动化战略，近期增持了安徽江淮集团公司股份等。
有专家指出，外资企业搬与不搬的主要考虑因素，首先取决于外资机构的性质，和他们在产业链中的位置等。他们的主要顾虑有三点，其一是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情绪问题；其二，中美脱钩的可能性，特别在科技领域脱钩的可能性；其三，在美国本土政局不明朗的情况下，外资会考虑到来中国投资会给他们国内和企业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，所以，如何规划下一步他们比较慎重。
第二，取决于中国市场的综合整体优势或者说是吸引力。一个明显的数据是，过去十年，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扩大了3倍多，从2009年的2.6万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8万亿美元；相对应地，美国则是从12.3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上升到17.6万亿。虽然中国市场规模只有美国的一半，但其增长的潜力却无穷大。再加上中国要素发展齐全，劳动力、技术、资本、数据、基础设施等都与世界建立了联系，其它多数国家无可比拟。此外，中国经济韧性强，不管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还是此次新冠疫情，中国都是率先恢复的国家，这是其它很多国家做不到的。
两大趋势将对全球产业链
产生系统性影响
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，中国未来实现产业升级，必然要面对与西方国家的白热化竞争，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关键性领域。
与会专家提醒，未来有两大趋势将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系统性影响。
其一是中美双方对安全的定义范围显著扩大。新冠疫情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，中美双方本来应该加强合作，但双方关系紧张，不信任感增强，并已经扩大到医疗设备、基础设施等领域。长期看，这种不信任会损害双方经济关系，加速产业链脱钩，甚至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
其二，如果中国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，并沿着产业链向上游攀升，在一些领域可能还会保持领先地位，那就很可能会与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等许多企业形成直接竞争，当这些领域的竞争变得越来越白热化，中国就会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更多压力。届时，现有全球化体系可能会面临解体风险，全球经济模式可能会发生战略性重组，这无疑会对全球产业链重构造成根本性的影响。
中国的“可为”与“不可为”
在危机和压力不可避免的情况下，中国若要在全球化产业链占据重要地位，有哪些“可为”和“不可为”？
与会专家认为，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复苏经济。其次，要坚持改革开放，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，让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平竞争，并要减少政策不确定性。第三，最为关键的是，加大对要素市场的改革。最不“可为”的就是像美国那样，将外资高科技企业踢出国门。
也有专家指出，新一轮全球化的曙光已经出现，即以人工智能、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新一轮全球化。中国应该抓住机遇，大力发展5G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云计算、区块链等技术，加快打造工业互联网时代，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。
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，还要看清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短板。专家分析，中国的短板主要在于一些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品牌等。中国的金融系统对产业链转移的支持作用也有限，亟待提高。此外，西方国家几乎占据了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导权，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接受者。在做好自己事的同时，中国还应该积极参与更多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讨论，让国内规则尽量与国际规则接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