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久居的外籍人士超过60万，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是其中的特殊群体。他们比普通移民更能体会这个国家的人情世故、文化冲突，创业过程也充满意想不到的困境与挑战。通过他们的视角，我们能看到许多发生在身边，却被遗忘的东西。
一
一觉醒来，江森海闹嗓子疼。北京的空气干燥，这个出生在英国的年轻人还不太适应。他找到房东，指指自己的喉咙，做出痛苦的表情。房东拿出纸条，写了两个中国字。
江森海半句中文都不懂，但他知道，这上面一定是治嗓子的灵丹妙药，于是攥着纸条去了药店。药店的伙计看完纸条，摆摆手，指指对面的超市。江森海又去超市。收银员看纸条，再看他，跑进果蔬区，抱着一个西瓜出来了。
后来他开始学中文。半吊子阶段，看到满街都是“中国很行”。出于好奇，他问房东：“为什么哪里都有中国很行？工商很行？建设很行？”
26年过去，江森海回忆起这段经历，依然笑得前仰后合。
那一年他17岁，离开英国，作为背包客游历非洲、南美和印度，来到北京。13年后，他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化创意品牌，在南锣鼓巷设下第一家店，名字叫创可贴8，Logo就是北京楼牌的模样。
到南锣鼓巷的旅客，必会经过江森海的店。挂在店里的文化衫张扬醒目，图案多是中国文化与当下潮流的结合。而售货员，则是清一色的北京大妈。
创业两年，他就获得了“英国年度企业家奖”，由威廉王子亲自为他颁奖；《职来职往》电视节目请他做嘉宾；在百度上输入“江森海”三个字，能找到超过8万个相关结果。在中国，他从一无所有，变为了人生赢家。
距离北京1500公里，在湖南长沙湘春巷8号，德国人吴正荣经营着一家面包房，名叫吧赫西点。周围是老旧的居民楼，店铺藏在巷子深处。白瓷砖、木质地板，木架像屏风一样挡住柜台，架子上安置小餐包和饼干。两个柜台并排立着，摆满面包、酸奶和饮料。墙上贴满艺术照，旁边有四套桌椅，供来客即食。
操作间的白板上，吴正荣写下当天的工作量，做什么糕点、做多少，用多少配料。7点钟，面包师傅上班，对照白板做面团，再将面团切块，做成面包、蛋糕和各样西点。面包送进烤箱后，他必须亲自盯着时间，最多时上7个闹钟。操作间里，吴正荣是唯一能听见闹铃的。
吧赫西点的面包师傅都是听障人士，他们的世界没有声音，有些已经在这里工作超过5年。还有源源不断的听障人士来到这里，以学徒的身份免费学习烘培技术。
17年前，吴正荣和妻子辞去工作，来到中国湖南。夫妻俩作为义工，帮助听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，还自己掏钱，资助他们的家庭。十年光阴，500多名听障儿童在他们的帮助下恢复健康，融入社会。
后来，听障儿童的状况改善，吴正荣开了面包房，帮助听障人士就业。至今已有30多名听障青年在这里学会烘培，成为面包师。很多长沙本地人因为他的善举，跨越半个城区，到位置偏僻的吧赫西点买面包，外省人则通过电商，让这些聋哑面包师的“作品”传遍全国。
资料显示，在中国久居的外籍人员已经超过60万，其中一部分更是在中国白手起家，开启自己的事业。这些不同肤色的创业者，比仅仅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移民更了解中国。毕竟，创业的酸甜苦辣，不是靠一个“中国通”的嘴能讲清楚的。
二
巴塞尔的红色雪佛兰开了超过10万公里，在中国轻车熟路。他是一个34岁的叙利亚商人，在义乌生活了8年，汉语说得很流利。
义乌小商品市场应有尽有，而巴塞尔几乎什么都卖。借助中国庞大的国际电商网络，每年他都往中东运三四十个集装箱。伊拉克从美国撤军之后就一直在重建，需要物美价廉、中国生产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；叙利亚是他的老家，他既往那里出口日用品，又从那里进口叙利亚古皂；在科威特，他有一个客户经营着像沃尔玛那种大型超市，超市里有几千种商品，超市老板告诉他，“我什么都要”。
并不像旁人猜测的那样——巴塞尔因为战争逃到中国。抵达中国时，叙利亚内战还没有真正爆发，他来中国只是出自一个朴素的想法：去一个让自己激动的地方。
2007年，叙利亚有不少承建大型工厂的中国工程队。在他的印象里，中国和他们一样不怎么发达，但很努力，可以生产很多东西。而且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开始，中国人就是喜欢和平、喜欢做生意的。离阿勒颇30公里的郊区就有一家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合资的大型化工厂，由中方承建，他带着简历去应聘，很快就被录用了。
他负责工厂的电机设备。组里都是中国人，一开始，他感到有些害羞，生怕说错什么，但很快就融入了进去。他发现中国人很友善，“很乐意教，不怕你超过他们，如果不懂就给你模仿，用手用脚反正他一定要让你学会”。他似乎感到一种第三世界之间的情谊，“瑞士技术、德国技术、法国技术，我都做过一段，他们就是懒得跟你解释。”
建工厂是短期项目，所有设备调试完毕，中国工程队就要退出了。2009年，巴塞尔的宿舍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中国工友把带不走的物品都留下给他，这让他觉得越发孤独。
建工厂是短期项目，所有设备调试完毕，中国工程队就要退出了。2009年，巴塞尔的宿舍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中国工友把带不走的物品都留下给他，这让他觉得越发孤独。
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工程师，在阿联酋、约旦都能找到工作。如果他愿意去迪拜的话，每月工资有700多美金，有往返机票，每年还有一个月假期。他只想跟中国朋友待在一起，却始终没等到工程队下一次承建项目的消息。
2011年，他决定不再等待，从阿勒颇起飞，经停卡塔尔多哈，抵达上海。
后来，巴塞尔娶了中国妻子，还有了两个儿子。为了方便孩子上学，他们搬家到嘉兴。巴塞尔总是独自开着车往返于很多城市，有时候清关，有时候看工厂。
义乌可能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县级市，像巴塞尔这样的阿拉伯商人有将近两万人。走在街头，来来往往的有黄皮肤、黑皮肤、白皮肤。巴塞尔有一群好友，英国、乌克兰、黎巴嫩、约旦、土耳其、印度、也门、墨西哥、埃及的都有，他们借助中国日益崛起的电商网络，买进买出，做国际贸易生意。他们各自使用不同的语言，为了方便交流，大家常常会选择说中文。
三
1993年，江森海初到北京，并不喜欢这里。这座城市很灰、很平，所有人穿着类似的深色衣服。他住在大钟寺附近，一栋苏联式的红砖楼，周围没路灯，还有很多田地。他不敢想象，这是中国的首都。
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，家里的厕所没有门，主客卧之间隔了一扇小窗，涂满绿漆就算是门。第二天，江森海醒来就吓了一跳，房东夫妇站在他床边，观察这高个头、大鼻子的外国人是怎么睡觉的。
那时候北京还没有三环，满街跑黄白面包车。江森海坐着这种面包车，到鼓楼西大街报了一个中文班。他兜里的钱付不起一张回英国的机票，但还够活一阵子，他必须在中国打工，挣够了钱回家。
中文班课程枯燥无聊，江森海去几次就放弃了。传统课堂那一套对他不起作用，他没法长时间坐着听讲。最后那回，他听到半截就走了，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。在家里，他是最失败的孩子，在外两年一事无成。同辈表亲，有做金融的、有做律师的，哪个看着都比他靠谱。
在家乡，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江森海在胡同里迷路了，他左拐右转，到了一片人工湖，湖面开满荷花。周围建筑、雕塑，一砖一瓦都是没见过的景象。英国人连比划带问，终于知道这地方叫后海。此后，他每天都逛后海。见到拿蒲扇的大爷就过去闲聊，说不通就比划，有时也和胡同里的年轻人一起打台球，泡酒吧。他们经常去友谊商店旁边那家酒吧，舞台上有位常客，喜欢戴白色鸭舌帽，帽子上印一枚五角星。江森海后来知道，这家伙叫崔健。
他终于感受到这座城市隐秘的魔力。胡同清晨，穿着大花裤衩倒尿盆的年轻人，晚上就能登上舞台，用手里的吉他震翻所有观众；酒吧角落里自斟自饮的家伙，能写出惊世骇俗的诗歌；后海边上，拿着铅笔临摹荷花的画家，没过多久，就在欧洲开了自己的画展。这里是机遇的沃土，也是风暴的眼睛，有能耐的人都可以站在聚光灯下，大显身手。
北京发生的一切新鲜事他都了然于胸。半年后，中文学得差不多了，他也成为这座城市最资深的洋北漂，来北京的外国人，都会想方设法通过人际关系网联系到他。江森海说：“我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城市。”
2003年，他搬到南锣鼓巷的一个大杂院里。又过了3年，盘下一门脸房，自己设计文化衫，图案是粮票、搪瓷洗脸盆、年画这种中国特色的老物件。复古风当时还没有刮起来。江森海没有考虑太多，他相信中国的商业环境，“只要你做得好，就一定能挣到钱。”
吴正荣在德国老家从事的是药品研发，妻子是小学老师，两人过着平凡淡朴的生活。2002年，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中国听障儿童的报道，便毅然决定辞职，申请德国“环球救助协会”的项目，来到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。
吴正荣在德国老家从事的是药品研发，妻子是小学老师，两人过着平凡淡朴的生活。2002年，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中国听障儿童的报道，便毅然决定辞职，申请德国“环球救助协会”的项目，来到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。
不能说话和听不见，是听障儿童的两大问题。如果幼年接受康复训练，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开口说话。但由于经济原因，很多听障儿童没机会接受训练，家长也买不起昂贵的助听器和人工耳蜗。于是，夫妻俩开始资助这些有困难的家庭，他们每月给这些家庭提供400元钱，最多的时候同时资助80名听障儿童。
完成康复训练，又佩戴了助听器或人工耳蜗的孩子，可以进入正常的学校，而不是专为听障儿童设立的特殊教育学校。这些天生有缺陷的孩子，终于得以跨过障碍，成功融入社会。
在康复中心，吴正荣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。以前在德国，同事之间人情淡薄，下班后各走各的，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。而在中国，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同吃同住，相互间人情味很足。吴正荣和这些同道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。
统计资料显示，2009年，中央财政启动贫困聋儿抢救性康复项目，连续三年每年为3000名听障儿童免费配戴助听器和康复训练，为500名听障儿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并补贴康复训练费。“十二五”时期，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聋儿康复的扶持力度，经费投入增加到19.7亿元。截止2013年底，已累计有37万听障儿童得到不同程度康复。
在康复中心末期，前来帮助听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的志愿者越来越多，几乎每个听障儿童都能佩戴上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。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如今近在咫尺。吴正荣觉得，十年前报道中的画面，以后不会在出现了。巨龙仿佛听到他们的呼声，降下甘霖，施以千万倍于二人的力量，拯救了这些孩子。
他和妻子并没有急于离开。两人发现，听障人士在就业方面仍不稳定，经常换工作，除了福利工厂外，很难找到好的工作。如果他们有机会参加培训，工作就稳定了，老板就会要他们了。“拥有自食其力的技能才能赢得尊严。”他说。
于是夫妻俩将目标从有听障问题的儿童转向成年人。他们发现听障人士在艺术方面很强，触觉灵敏，做面包应该比较容易，就此打算开一家面包房。他特意从德国请来一位面点师，在长沙颇为繁华的太平街盘下一间店面。吧赫西点就此营业。
四
“创业就是不停给你挑战。”江森海发现，这事比想象得难多了。身在异国，他不懂政策，也不太清楚法律，时常麻烦缠身。
这并非最致命的问题。当时电商还没有那么发达，地理位置对于零售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。开业没过半年，创可贴8就被迫迁址，赔钱几乎是定局。
多亏了大杂院里开小卖部的邻居。江森海出门的时候，常把女儿留在小卖部，委托他们照顾。邻居告诉江森海，自己在南锣鼓巷中段有一门脸房空着，问他要不要租。江森海看了，位置更好，空间更大，可是他租不起。邻居手一挥，“那我先空着，等你有钱再搬过来。”
新店开了，招募店员又成问题。江森海招了两个年轻店员，头个不辞而别，二个卷钱跑了。那时他还有一份工作，没法全天看店，只好暂时歇业。回到大杂院，另一个邻居，正在扫地的康阿姨问他为什么没开门。他说没有人看店。康阿姨说，我帮你看。江森海千恩万谢，说最多两周。
没想到，康阿姨进了店，销售业绩竟然完胜之前的店员。北京大妈热情、认真，特别有亲和力。不光能卖衣服、为顾客讲述胡同的历史，还能捎带手解决城管、居委会、政策等方面的问题。
此后，江森海招聘店员只挑北京大妈。他不给大妈们任何销售指标，衣服卖多少钱、有无赠品，都由她们决定。江森海让她们“好好做自己就成”。有些大妈在北京二环里有两三套房，比他这个老板还有钱，工作却非常认真。
在这些退了休的北京大妈身上，江森海竟然看见了自己曾经的影子，“她们只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”
至于康阿姨，后来成了江森海的会计师，再后来当了质保负责人，产品质量都由她把关。每年，江森海都会带着这些大妈出国旅游，去年泰国，今年巴厘岛。他说，从来没见过她们那么高兴。
在房租和用人方面，吴正荣同样问题重重。
在房租和用人方面，吴正荣同样问题重重。
他没有做生意的经验，也不希望为节约成本而选择低廉的原料。很快，吧赫西点陷入濒临倒闭的危机。吴正荣不得不将店铺搬到位置偏僻的湘春巷。
他也没有管理的经验。为了保证质量，他必须要严肃对待员工，这与他的本性相悖，吴正荣从来就不喜欢严肃。而聋哑面包师傅们，不像他过去帮助过的儿童，从小就融入了社会。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参差不齐，有些易受暗示，容易猜疑，过分自我贬低；有些脾气倔强，社会交往欠缺。碰到一些错误，面包做得不好，原料废了，吴正荣也必须顾及他们的心理，鼓励安慰，耐心沟通。即使生意不好的时候，他也从没想过罚款。
正因如此，吧赫西店的员工大多干了好几年，有些学徒出师，就干脆留在店里。他们对这份工作，对吴正荣这个老板很满意。租金降低了，名声不断上涨，面包房的生意越来越好。在点评类网站上，吧赫西点是准五星商家，给予好评的用户有些是因为吴正荣的善举，但更多是因为这里的点心好吃。这正是他最乐意看到的。
2017年，吴正荣结婚20周年，夫妻俩亲手做了德国风味的苹果蛋糕和蓝莓蛋糕，在店里大家一起分享。这是创业以来，他记忆最深刻的事。
五
在义乌，巴塞尔有很多叙利亚同乡，有时候他们会碰面，一起庆祝节日。但他们从不谈论叙利亚局势，叙利亚政局太复杂了，谁也不知道对方站在哪一派的立场。更何况，他们很清楚，来中国就是来做生意的，讨论政治，“也不会把你买大米的钱给挣出来。”
刚结婚的时候，他和妻子说好，每年要回叙利亚待一两个月，陪伴父母，有了孩子，也要学阿拉伯语。但到中国没多久，叙利亚的内战就全面爆发了。
他离开了战乱的国土，在一片新鲜的、他喜爱的国度建立了事业。他作为青年人对于远方的向往实实在在地被满足了，还被填充进了更真实的细节，有他红色的雪佛兰轿车，一见钟情的妻子，还有两个孩子——他们阿拉伯语名字的意思分别是“清澈的流水”和“有声音的星星”。这一切美好生活，不光依靠他自己的努力，更是凭借着中国电商网络在全球发展的巨大趋势。巴塞尔抓住了机遇，就像迎风飞翔的鸟。
吴正荣说自己是典型的德国人，热爱自然。每周日下午，他都要和妻子前往附近的烈士公园散步一小时。一周没看见树，就会觉得失去了什么。
吴正荣说自己是典型的德国人，热爱自然。每周日下午，他都要和妻子前往附近的烈士公园散步一小时。一周没看见树，就会觉得失去了什么。
长沙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。十七年来，这座城市漂亮了很多，路拓宽了，道旁的花草树木多了，湘江旁边的风光带，还有梅溪湖公园，洋湖湿地公园，都让他觉得这里无比惬意。
2016年，长沙开通高铁，吴正荣和妻子特意去体验了一把。他想等退休了，和妻子坐着高铁，游遍中国。他觉得这并不遥远。听障人士的就业问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改变，自己追逐半生的梦想将随之实现。
江森海骨子里也不是企业家。小时候，二哥带他去村子里摆摊卖东西，他都不好意思。在他的家乡，人们说话绕弯子。南方北方，有钱没钱，往往一句话之间，无意中要做出很多决定。但是在中国他就是一老外，个头高，鼻子大，想到就做，失败了也没人在乎。陌生的土壤，反而成全了他的冲劲儿。
在他看来，国外许多人都有很棒的想法，但是囿于天时地利，没有成功。而他的成功，与中国的发展掰不开关系。
刚开店那两年，创可贴8的消费者，大多是游玩南锣鼓巷的异国游客，很难有中国顾客成交。现在店里90%以上的顾客都是中国人，东西做得越个性卖得越好。其中大多数都没听说过这个品牌，没听说过江森海，然而“进店就成交”，这是最让江森海高兴的，证明消费者认可他的产品，认可他的创意。
刚开店那两年，创可贴8的消费者，大多是游玩南锣鼓巷的异国游客，很难有中国顾客成交。现在店里90%以上的顾客都是中国人，东西做得越个性卖得越好。其中大多数都没听说过这个品牌，没听说过江森海，然而“进店就成交”，这是最让江森海高兴的，证明消费者认可他的产品，认可他的创意。
江森海说，中国正快速国际化，并且越来越有它的性格。而他们这些创业者要做的，就是与这种性格保持同步。
他想起17岁那年，刚学中文的时候，把“银行”两个字看成“很行”，逗得旁人哈哈大笑。如今他说出的中文字正腔圆，早已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，26年光阴，也见证了一个大国的崛起。
